梨园夏冬

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上海，在马思南路旧居，与夫人和子女以及亲友们见面，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。整个梅家旧居沉浸在欢悦之中。

　　虽然梅兰芳平安回来，一家团聚了，可是困难问题不断出现。四年多来，香港和上海两处生活费用，使梅兰芳多年来的积蓄基本用光，归来后经济很是拮据，但梅家宽厚待人的祖风一直未变。家属、佣人、剧团人员等几十口人的日常生活开支日益扩大，梅兰芳从未当着人叫苦，或辞退一人。另外有外界和亲友来告贷，他还照例有求必应，绝不推辞。

　　梅兰芳遇到的困难，虽然有银行界的朋友尽力帮助，但他还是把家藏书画、古玩、古墨、瓷器、古扇甚至把北平东城旧宅房产卖掉了。

　　当时，物价飞涨，货币一再贬值，梅兰芳的经济困境日趋严重。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约请梅兰芳出来唱戏，以摆脱目前的困境。梅兰芳经过反复考虑，认为如果刮掉胡子，没了档箭牌，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。南京、东京都会来人要求演出，此先例不能开。绝不剃须登台。此后不久，不断有各方面“人士”来游说，或请梅兰芳登台演出；或动员参加集会；或邀请出席庆祝“新都”典礼；或请到电台录音、讲话。所有这些都被梅兰芳一一推掉。

　　1942年秋，汪精卫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到梅家，要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到汪伪首都南京、伪满首都长春、日本首都东京巡回演出，庆祝所谓的“大东亚战争胜利”。梅兰芳见到褚民谊时，抚着胡须向他说“我已退出舞台多年，年岁大了，早已没有嗓子了。”褚民谊笑着说：“小胡子可以剃掉嘛，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嘛。”梅兰芳听后，连连摇头并笑着对他说：“听说您也喜欢唱戏，大花脸唱的很不错，您作为团长率剧团去慰问，不是比我要强的多吗?何必非我不可!您的名声大的很吗!”褚民谊听罢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支吾两句后就十分狼狈地走了，

　　梅兰芳很清楚这仅仅是开始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，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应变准备。果然，在褚民谊碰璧而归后，日军一个掌管文化宣传事务大权的山家少佐亲自出面胁迫梅兰芳。他首先派人“动员”，如果不能演出，也要出来讲话。被派来的人比褚民谊还狡猾，他没有直接去梅家，而是在北京找姚玉芙飞上海，传令梅兰芳参加演出一事，并称倘若违抗，便以军法从事。姚玉芙感到事关重大，又无计可施。万分焦急之时，与梅兰芳的秦家表兄商量，决定姚到上海后，马上就让梅兰芳注射伤寒预防针。因为秦知道打了这种针会立刻发高烧。接着姚玉芙随同日军山家少佐等人到了上海。梅兰芳从姚口中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就依计让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打针，果然发起烧来。山家少佐不相信梅兰芳会突然生病，派上海军部的军医去梅家量体温。结果确认梅兰芳发烧四十二度，卧病在床。

　　梅兰芳为了维护民族尊严，再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。日伪想利用梅兰芳来庆祝所谓“大东亚圣战”的阴谋破产了!

　　梅兰芳返沪后，虽然政治上遇到的关卡一道道地闯了过来，可生活上的问题却一天天严重起来。经济拮据如何解决?经挚友们劝说，以卖画维持生活。因为他在家中除了说客的打扰，平日杜门谢客，只与挚友倾吐胸中郁闷，其余大部分时间均在书房作画。但是梅兰芳认为他的画是玩票性质，现在要“下海”，需下苦功。于是他就在仕女、花卉方面专用功夫。许多朋友把收藏的陈老莲，新罗山人等人的真迹借给他临摹。

　　梅兰芳作画的时间，大半在午夜以后，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，夜十点钟起停止供电，他只好买了一盏汽油灯放在桌上照明。往往东方已白，他还在凝神挥毫，毫无倦容。他为作画不眠不休，实际是因为环境恶劣不能登台，而心中苦闷。故一半是借此消遣，一半是维持生活。

　　1944年端午节，汤定之、李拔可、叶玉虎、陈陶遗等画家聚集在“梅花诗屋”，大家对梅兰芳在前段时间苦苦练习绘画给予总结，认为“大有进步”。吴湖帆提议让画竹兴趣正浓的叶玉虎与梅兰芳合开一个展览会。其他画家也提议由梅、叶合画梅竹或“岁寒图”，再找人在画心上题词，以壮声势。梅兰芳知道这些老朋友是为他帮忙，鼓励他开画展。于是他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，积极作画准备展览。

　　1945年春，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一所洋房内“梅兰芳、叶玉虎画展”开幕了。画展中包括佛像、仕女、墨竹、花卉、翎毛、松树、梅花及二人合作的梅竹等。有几幅画上吴湖帆写有题词赞许。这次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画作，售出十之七八。连照样复定的画件在内，可以说全部售出。这次画展不仅使梅兰芳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，也使他对作画加深了自信。